【街头话题】我们的歌 时代之声 ——声音作为一种社会介入

文 / 杨洁、陈瑞雯

每一首歌的创作,都有它要传达的讯息和背后的涵意。我们会唱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歌,也有宗教歌曲。有一种类型的歌曲,是唱出各种社会情境的声音,是一种社会介入,直面冲突与矛盾,强调社会意识。这些歌曲可以是激昂的吶喊、可以是低声的吟唱,创作者把社会矛盾、不公平的制度、不公义之事写进歌词里,在口口传唱下,凝聚起人们的力量,动员去改变及对抗那怪兽般的压迫体制与丑陋势力。抗议歌曲,兼具反叛与实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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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街头歌曲

在马来西亚,你只要出席几次游行集会以后,就会对这首改变自马来童谣《Bangun Pagi Gosok Gigi》的《Suara Rakyat》(人民之声),并不陌生。原曲是来自美国西部民谣《Oh my darling, Clementine》,中文版也朗朗上口“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在多语言源流的社会运动场景,刚好挪用大家对童谣的熟悉感,打破语言的藩篱,歌词改编,让人可以轻易地掌握曲调的哼唱,人民之声无远弗届。

《Suara Rakyat》歌词创作原自孟沙开放大学(Komuniti Universiti Bangsar Utama, UBU)的一批具备进步与批判精神思想的年轻学运分子。这批年轻的生命,经历过1998年烈火莫熄的洗礼。在那样高压腐败的时代,街头抗议歌曲的出现,就是冲破强权政治下窒息空间的自由声音与反叛灵魂。

10年后,2008年政治大海啸凸显政治与社会矛盾越发严重,人们心中某块冷漠与恐惧随着政治版图的松动而有所突破,开始有了改变的期待与希望。

2011年709净选盟集会以后,某个程度上打破了社会沉默的情况,加上网络与面子书传播平台的便利,信息与讨论开始多元与丰富起来。人们比以往更拥有平台、更勇敢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感受。大大小小的示威集会,如:净选盟集会、反莱纳斯、捍卫苏丹街、反高教基金等,在网络上引发热烈回响,许多年轻选民制作短片、编曲写词,放在网上,对社会事件表态,传达社会意识。

这大概是自1998年烈火莫熄以后,再次放歌的时代,也是抗议歌曲更大放异彩的时机。

25万公民大合唱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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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白衫军举起手机亮光,象征要“照亮真相”,高唱当晚主题曲《你敢有听着咱的歌》。现场影像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kP4kCDEtbM。 照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你敢有听着咱的歌 唱出艰苦人的苦痛
 这是咱毋愿一世人成做奴隶的心声
 咱的心振动袂定 若亲像勇敢的鼓声
 向望有一工活出自由的新性命……”

这首改编自音乐剧《悲惨世界》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台语歌曲《你敢有听着咱的歌》,歌词出自一名台湾精神科医师吴易澄之手。短短数日,快速在网络上流传。2013年8月3日 “凯道万人送仲丘”晚会,有25万人走上街头,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自发的社会运动。晚会上,民众举起“公民之眼”的海报、开启手机上的亮光,为在军中被虐死的这名年轻陆军——洪仲丘,唱出内心的愤怒。后来8月18日,因“大埔强拆民宅事件”而发起“把国家还给人民 818拆政府”晚会,再次传唱这首歌,起着承先启后的人民力量的怒吼。

除了台湾,同样的旋律在香港也改编成《人民之歌》,近几年在2010年反高铁、反洗脑国民教育游行等运动上都一再被传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是维克多·雨果创作《悲惨世界》中最悲壮的一曲乐章,是虽败犹荣的法国小革命,歌曲刻画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依然坚毅地追求平等自由的肺腑呐喊,象征时代的民主之音。

音乐可以改变世界?

早在100多年前开始,西方社会在不同时代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各种革命及民权运动,民歌成为底层阶级的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寄托,甚至是一鼓参与的动力及勇气来源,很多的抗议民歌手甚至成为社会运动中的领袖,带领着组织工作及革命示威。

在19世纪初,美国有民歌手Joe  Hill积极介入工运革命;1930至1940年代,民歌手Woody Guthrie延续为劳动者高歌的使命;民歌手 Pete Seeger从1940年代开始,数十年的岁月中以歌声介入劳工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及环保等社会课题;在风起云涌的1960年,有Bob Dylan、Joan Baez、John Lennon等著名的抗议歌手,参与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有反战、有反种族主义。

后来的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摇滚乐团、歌手,唱出那些年代的声音,随着摇滚及音乐美学的改变和进化,产出不同种类的摇滚音乐,为着那些时代谱出一首首的配乐。

《We Shall Overcome》是20世纪知名且重要的抗议歌曲,其起源于上个世纪的黑奴制度,Pete Seeger把原本歌词的will改成语气更强的shall,马丁·路德·金博士更将之推广为民权运动的主题曲。如今,这首抗议歌曲不仅在美国社会运动现场被传唱,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抗争、拉丁美洲社会抗争、南韩学运、台湾学运等现场上,都成为鼓舞人心的民主之音。

《We Shall Overcome》是20世纪知名且重要的抗议歌曲,其起源于上个世纪的黑奴制度,Pete Seeger把原本歌词的will改成语气更强的shall,马丁·路德·金博士更将之推广为民权运动的主题曲。如今,这首抗议歌曲不仅在美国社会运动现场被传唱,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抗争、拉丁美洲社会抗争、南韩学运、台湾学运等现场上,都成为鼓舞人心的民主之音。

摇滚及独立音乐,因着其原真性而常常体现出创作者的反判精神,他们要打破旧框框,旧体制和旧思维,总是被视为反判的青年;这些青年反文化,也吸引不少青年追随,而后带动社会思潮。摇滚及独立音乐的原真性,是立于“我唱我的歌”的精神上,这些声音唱出自己,或社会的大部分或小部分人的心声,捉着时代的想象及人们寻找情绪出口的需求。

国外社会运动的现场,会有另类乐团、音乐创作者站台支持,甚至抗议歌曲会变成该运动游行示威时壮大声势传唱的媒介。如果说音乐是一种社会介入,或者摇滚可以改变世界,马来西亚的独立音乐(或另类音乐),甚至抗议歌曲,是否有这样的可能?

黄火对本地创作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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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马来西亚中文独立音乐或摇滚乐的代表,必须提及1990年代末响亮的名字——“黄火”(全名黄火制作)。1998年成立的黄火专注在摇滚音乐的独立品牌,出版《黄火月讯》(大马第一本介绍音乐的杂志)、DIY制作专辑、举办自助演唱会。黄火曾经于《星洲日报》公开发表《毁灭本地创作》一文,宣布“本地创作已死”,而被备受瞩目,也引来不少的批评与响应。

“本地创作”出现的脉络,1980年代末相对港台当时的音乐工业蓬勃,“本地”是希望能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歌”,不复制他人的音乐模式。同时,“本地创作”也挪用“马来西亚人”来回应当是的马来单一文化政策与论述,陈绍安的《家在马来西亚》是代表作之一。但是,随着前首相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利用国家资源介入音乐工业,例如:实施国营电台播放本地创作时数固打制。“本地创作”逐渐失去它原本的政治批判性,俨然变成一种本国生产的商品——国货,宛如支持本地创作就是支持购买国货。

除了质疑主流音乐之外,黄火积极表现出“社会介入”的摇滚精神——不怕与权力关系冲突、直视社会矛盾、社会实践的性格,包括批判媒体自我审查、资本主义、环境污染、政治动荡等社会议题。然而,随着内部组织矛盾问题越发严重,以及缺乏新血的加入,黄火在2001年画上休止符。

黄火直接攻击“本地创作”沦为商业且肤浅的流行歌曲,时任《黄火月讯》的编辑林悦曾批评:“其实,我们所处的社会难道不够吵闹吗?看看这一年里头所发生的问题吧: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提高、安华事件、烈火莫熄……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隐忧。可是再看看我们本地乐坛所带来的讯息:歌舞升平的舞台,具疗伤功能的情歌(哈!我还以为是气功。),偶尔还冒起小绵羊般纯情的男生组合,高喊买国货的同时请支持本地创作,我们的艺人在台上流了汗出了力,我们说‘马来西亚能!’这跟我们水深火热的困境有甚么贴切的关系?舒缓人们紧绷的神经?不好再骗人了吧,拜托。”*

*注:摘录自李永杰,2002,《创作本地的“Kita”: 马来西亚中文民众音乐“本地创作”场域之研究》一文。

308后抗议之声重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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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全国大选,我们看见好些艺人冒着事业受阻的风险,在民联的政治演讲上站台,积极用音乐演唱传达回家投票的讯息。

其实,时间要往更早前推一些,2007、8年以后,在youtube上搜寻相关字眼,就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歌曲或改编。例如:有本地艺人演唱《安心回家Stop LYNAS Save Malaysia》,支持反对稀土厂的运动,高呼政府别典当人民的生命,让人民能安心回家;加入客家方言的饶舌唱法的《Come On Let’s Go》,传达大自然过渡开发的弊端,宣扬爱护地球、反对稀土厂的环保理念;《泪光Tears of Malaysia》特别为净选盟集会而作的歌曲,透过四种语言来演唱。

在马来文的创作部分,有Orkes Rakyat Tertindas的《Inilah Demokrasi》以温和的曲风,控诉国家暴力机器与警方对人民的粗暴对待;Dum Dum Tak的《Hentikan Penindasan》要人们崛起向暴政说“不”;Yasin Sulaiman的《Reformasi》以不断重复的“烈火莫熄”要求政府聆听人民的声音;5fory2的《Lawan  Tetap Lawan》以嘻哈说唱的方式控诉权力不平等的打压事件,鼓舞人们面对暴政,要反抗就是要反抗;Black的《Mentari Kuning Menyalalah》重申公平与干净选举是人权,赞成人民“作反”有理。

这些创作歌曲深赋涵义,大部分在网络上流传与点击,尚未与社会组织/运动本身产生直接与紧密地联结。音乐,是一种发声,比文字更能渗透入社会各个阶层,用音乐唱出不仅仅是“我们的心声”,更是一种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媒介。

我们仍未习惯让抗议歌曲变成社会运动的一个元素,让运动现场变得更多元、更好玩些。或许,我们应该开始练习除了“唱国歌”以外,另一种民主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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