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人物】镜头之外:纪录片的本质 . 挑战 . 社会关系

导演资料

Amir Muhammad
Amir Muhammad(以下简称A)人头照
本地知名独立电影工作者, 2006及07年拍摄的两部纪录片《最后一个共产党人》和《村民,你好吗?》,皆因触及马共敏感课题,遭内政部下令禁映。

周澤南
周泽南(简称周)
曾是RTM中文电视纪录片《前线视窗》制作人,但因报道巴贡水坝课题引争议最后离职。现为全职纪录片工作者,也是纪录片《巴贡三部曲》导演。

Boon Kia Meng
文家明(Boon Kia Meng)(简称文)
《M-C-M’:Utopia MilikSiapa?》导演,此片籍由一名社会新鲜人找工找房子,探讨国内房价高涨问题,除荣获2012年自由电影殊荣,也频频在国内外独立影展获奖。

苏淑桦
苏淑桦(简称苏)
社运活跃分子,凭《Kayuh》(踩脚蹬)一部记录“脚车游半岛,人民求改变”一片在2009年自由影展中获奖。

刘德全
刘德全(简称刘)
《大家一起来运动——白小保校运动纪录片》导演。影片记录了白沙罗中华小学自2001至04长达四年的保校历程,于2004年荣获第一届大马人权电影比赛评审团大奖。


Q1:对你而言,请问什么是纪录片?

A:我的想法跟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立场相同:“如果导演认为那是纪录片,那就是纪录片!”

周: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创作,除了记录和诠释现实,也以促成改变为目的。

苏:纪录片是一种影像纪实,也是一种介入公共议题与受众沟通的媒介。

刘:纪录片的定义是随着器材,时代环境而改变。1930年代格里尔生提倡纪录片是作为社会改革工具,到了1990年代,纪录片朝全面个人主义以及多元方向发展,但纪录片作为替社会边缘人代言的角色,始终还是许多纪录片工作者自我期许的使命。然而,纪录片工作者因为站在比被拍摄者强势的地位,他能以受访者的影像、声音、题材作为踏脚板,而得到社会的掌声、地位、甚至利益,这导致他先天就具有剥削的性格,所以,与其注重形式,我更在乎的是创作者的认真、诚实处理他对被拍摄者的责任与关系。也就是说,纪录片工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那种相互看待、互相为用的关系,才是纪录片重要的真正本质。

文:纪录片有很多种。典型的是由非虚构的材料,来反映社会与历史现实。当然,有些纪录片是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进而帮助我们去质询我们身处的社会本质,而这个社会本质中有很多惯性和规则,都是人为以及社会建构出来的。我想这就是纪录片最有趣的地方。比卡索曾说过:艺术是一个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谎言。

Q2:你对马来西亚现有的纪录片领域(从制作、 选材、拍摄到市场)有何看法?

A:在素材上,我们其实是有很多选择,毕竟每天都有许多奇怪的事情在发生。就市场而言,我们依然被审查制度捆绑。更重要的是,本地导演经常缺乏探险的勇气,以及以一种更认真及视为义务地去挑战更多纪录片的主题。例如,以一架平板电脑摄取影片片段(例如在示威的时候)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有多少人会不辞劳苦地去整合这些片段,让它成为一部纪录片?

刘:在大马纪录片领域还是很小众,这关系到很多层面,比如因为接触纪录片不多,这也导致大家对他的认识不深,往往把纪录片等同于教学片,或是地理频道上的资讯节目。这样的结果是恶性循环的,教育及缺乏认识,将会使到拍摄者在选材上出现自我设限,如果成品出来因为选材或是叙事都是枯燥乏味,那就更吸引不了本来就不多的观众进场,更别提商业化这种复杂的操作的认识了。纵观大马现在的纪录片都有一种趋势,就是题材要够大,要够轰动才会做,才值得做,却没有想过以小见大这个可能。

文:我想要制作好的纪录片,马来西亚的环境很艰难。基于主流电影的独大,对所有独立影像或纪录片制作更为艰难,筹募经费与大众传播管道都很困难。看见诸如KOMAS等组织在这10年来一直在挑战这样的趋势,致力于为独立纪录片创建一个稳固的平台,是很值得欣喜的。而主流的拨款单位只会选择性地发给他们鼓励的主题,通常是服膺权力与主流价值的课题,《王者之风》(Tanda Putera)就是一个例子。

Q3:在你的认知中,纪录片与社会的关系为何?在马来西亚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A:纪录片可以是社会的一扇窗,或者是一面镜子,或者两者兼是。

周:在大马,纪录片有几个任务:提供正确而丰富的资讯,以激发观众并作为他们选择和行动的根据。除此之外,它还是突破资讯封锁和传播不足的有效工具。另外,如果纪录片重视时效,可以为被记录对象所使用,来促进某种社会运动。

苏:纪录片是沟通的媒介。纪录片完成之日只是沟通过程的首部曲,纪录片制作者通过影像传达了其观点。而有关观点引起怎么样的社会回响、受众将如何回应有关观点,是这沟通过程的延续。受众如果被动地以去接收制作者的观点,而没有自觉地去辨识与解读制作者观点的许多前提和题材的背景,沟通必然失效。受众纪录片识读能力的提升将确保纪录片不是单向的宣教,而能对所关心的议题激起更大的舆论讨论。

刘:纪录片许多时候都必须和反映当下的社会责任绑在一块,这样的认知在我国尤其严重,所以才会等题材要够大、够轰动才值得做,这样的结果使到纪录片更单薄和小众,且同质性高。当你又提不出新的切点时,就会沦为“拥有另外一个视点”的新闻画面。其实,一部作品从选材选角、摄影机摆放角度、提问问题态度、剪接节奏、叙事方法、与受访者介入模式、音乐使用、推出市场面像观众方式等等,在在都是彰显出你对这个题材的态度及观点,然而,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在开机拍摄之前,似乎都不曾思考这些问题,只是一味的抢拍蛮干,结果作者受伤,受访者尊严受损,也换来观众的批判,更可悲的是引不起任何的共鸣。当创作者一味地指责观众水平低落,却不反省今天这个曲高和寡的局面,是不是自已造成的。

文:好的纪录片应能帮助我们退后一步,将自己站在影像中的主角角度思考,并尝试从他们的观点及社会位置去观看和感受一切事情,能让我们有时候脱离自己,抛开预设的偏见或根深蒂固的习惯,拥有空间去思考新的事物,去反思社会的走向,还有我们正在如何生活。如此看来,影像是极度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它不是肤浅地告诉你要投票给哪个政党而已。

以上为访谈节录,其中4位导演也各别推荐了以下纪录片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排名不分先后):Fahmi Reza 《10 Tahun Sebelum Merdeka》 、Amir Muhammad 《The Last Communist》&《The Big Durian》、邱涌耀《峇峇球》&《铁道上的脚步》、Badrul Hisham Ismail《The Tailor of Pertama》、Danny Lim《18?》(涂鸦)、周泽南《巴贡三部曲》、Shafie Dris & Abri Yuk Choi《Hak Dinafikan》、Nadira Ilana《The Silent Riot》、Boon Kia Meng《M-C-M’: Utopia Milik Siapa?》、Azharr Rudin《Rumah/Tok》、Tricia Yeoh《Rights of the Dead》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