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聪
–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讲师
– 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 公民团体“独立媒体（香港）”执委
整理 / 邓婉晴、杨洁
在刚过去的七月一日，超过51万人为争取香港普选而上街游行，并彻夜占领遮打道八小时，游行人数创下10年新高，几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历史记录。
这则新闻登上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头条版面，但是在香港当地却发生《明报》编务董事吕家明在编辑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于凌晨叫停赶印报纸中的印刷机，将头条标题“争普选”的敏感字眼删除，企图淡化游行主题。
这当然已不是第一次亲中商人干预新闻自由，但却也再次验证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刻意扭曲与民意的漠视。这几年亲中商人大举收购香港媒体（张晓卿收购香港《明报》即为一例）；特区政府的限制性广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绝向《香港电视》发执照牌，引发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民间改革广播业运动，数万民众自发上街抗议）；再加上多位著名传媒人被辞退、威吓及袭击，都让言论及新闻自由日渐形成大众关心与担忧的议题。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已停刊的《阳光时务周刊》老板陈平、《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无故遇袭，暴力潜藏于媒体界，警方却从未破案。
七一游行当天，至少有超过六个团体分别在面子书上，以图文的方式不间断做全天候现场报道，视频直播连结最少也有五条。在“求真”的驱使下，“自己做媒体”的技术与方式不但随着每一波的反政府运动愈发纯熟，也在显示独立媒体作为主流和政府资助单位以外的抗衡媒介存在的必要。
《香港独立媒体网》（InMediaHK，下简称独媒）也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氛围中创立。从反世贸、反拆除天星与皇后码头、反洗脑国民教育，到日渐紧缩的媒体条例和政策，走过风雨十年，香港媒体生态有何变迁？我们从《独媒》发起人之一叶荫聪的笔访录，以及曾发表过的评论与论文，尝试理出独立媒体在香港的社会文化脉络。
Q1：香港独立媒体如何形成？
1980年代在商业垄断还未达至高峰，市场口味趋向单一以前，香港的独立小媒体曾经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的两份周刊曾在1960、70年代引发青年文社运动及学生运动，被誉为“火红年代”。当时不少独立刊物多是民间团体所办，非牟利性质，以社会思潮辩论为主，甚至是某些特定思想理论的鼓吹。
1990年代开始，文艺团体向艺术发展局或乐施会申请筹办有独立味道的受资助杂志，性质有承袭文化与社会批判传统，也有文学杂志，但在媒体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独立于大集团之外的小型媒体影响持续下降，一般只能小量发行，且出版不定期，没有政府及大型民间机构资助，几乎无法生存。
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展，香港较具政治意识的网上独立媒体，严格来说是在2003年前后。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背景是九七回归以来的经济不景及政策失误，房地产市场和科网页相继爆破，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发，社会的不满累积，导致原本是反对“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的游行，获得超过50万人参与，创下历史。
游行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网络互通讯息，制作讽刺政府的内容，揭开网络动员的序幕。此后网上媒体进一步政治化，出现一阵子的独立媒体热潮。民间纷纷开办网路电台与电视广播，《香港独立媒体网》也在2004年下旬成立。
与政府资助的独立媒体相比，这类靠互联网作流通甚至制作的独立媒体，内容比较政治性，且不受资助。由于他们跟政府关系处于抗衡，因此形成了一个与文化艺术杂志不同的独立媒体体系。
** “国家安全”廿三条立法中，有关“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的条文严重威胁香港的新闻工作与言论自由，主流工作者均持批判态度。
Q2：如何界定主流/非主流媒体？
香港的“主流媒体”本来并不那么容易界定，不过近十多年来这个“主流”却渐渐变得清晰可见。随着香港日益政治化，由北京政府主导，以及特区政府的广播政策协助下，各个政经集团正在拥有权及管理权上，日渐把香港传统媒体产业整合成建制集团。
在政治冲突激化的当下，不难想像有人要另寻出路，在资本密集的大型商业媒体之外作出实践。“民间媒体”的民间性或许难以界定，但称之为“非主流媒体”，以区别以上所说的媒体政经集团，大概没有很大争议。
Q3：《香港独立媒体》创立的经验与实验想法？
《香港独立媒体网》以“民间记者”（citizen reporter，又称公民记者）及参与式媒体方式运作，并结合“媒体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那是一种特殊的公民媒体，以社会运动参与者作为主题。
《独媒》成立十年至今，不少同期的民间媒体早已隐退，唯独我们仍“打不死，揼唔烂”，这不是自夸，而是自嘲。由从前零职员变成三位职员、创办人自掏腰包，到每月能得到近一百位市民小额捐款，这些都是量化指标。我们的读者量没有喷井式增长，可是我们自问在质方面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其中一个面向，就是要推进“非主流媒体”的共同性。
“主流”若是上下整合的，“非主流”就应该是横向互动；“主流”若是垄断的，“非主流”应该是百家争鸣的。香港的“非主流”媒体这个版块，比较像诸侯割据，各有霸主，缺少共同。我们期望自己及更多人去思考“共同”（commons）的面向，即由自身位置与经验，连结到超出自己领域更大的世界。谈“共同”，也可能不在于筹划，而在于无穷无尽的小实验。
《独媒》最近的发展，都具有这方面共同的面向。除了资助本地连结草根运动的小型出版外，也尝试连结及资助独媒群体以外的朋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进行报导，即外派计划。数年前也开展政策倡议工作，希望凝聚众多市民及民间媒体关心版权、网上审查、广播政策等等。我们遭受诽谤官司困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众网民及小媒体会否也面临相同危机，于是出版小册子提供预防及应对方法。
在2012年《独媒》成立八周年之际筹办主题为“新媒体爆发之后”的“民间高峰会”，也是为了要实践“共同”的可能。我相信，“共同”是独媒的定位，也该是所有非主流媒体所向往的世界。
Q4：独立媒体遇到的挑战和限制？
香港虽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独立媒体的发展仍非常缓慢。如何更有组织地进行独立媒体实践，面对许多结构性限制。首先，除了文化艺术的独立媒体能获官方资助，以社会政治主体为主的独立媒体，仍然无法获取到公帑支持，这方面的政策倾斜，涉及的不单是政策设计，也与香港政府的民主化有关。在没有政党竞争执政，没有多层次体制民主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会释出公帑，让公民社会营办批判及监察执政者的媒体。
同时，依赖民间捐款，又因为独立媒体规模小，影响力及可见度有限，所以难以与大型民间机构竞争，争取捐款。由于在财政上无法得到稳定支持，所以许多独立媒体既没有全职职员，亦无足够的活动经费，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困在一个同人式小媒体的处境中，对不少年轻人亦缺乏吸引力。
在管制方面，印刷与网络媒体皆受到“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监管，只要有人向政府投诉，或影视处方面判定物品（或文章）可能“不雅”或“淫亵”，即有被检控的威胁。
近年来独立媒体的发展，与本地民主派政党运动有一种相呼应的关系，《香港独立媒体网》参与的社会运动，也见到较中间偏左的民主派成员参与。这是否会影响独立媒体的政治定位，仍有待发展。
Q5: 如何看待媒体与社会民主化的关系？
因应课题或时代需求而诞生的媒体，往往跟当下社会运动的脉动有密切关系，社会运动风潮一退，点击率就跟着下降。独立媒体要保温，应该要建立持久及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媒体生态。我们期望能刺激更多人有更多创意，经营不同的公民媒体，甚至若日后有大量不同性质的公民媒体出现，取代《香港独立媒体网》，我们也会相当欢迎。
只是目前独立或公民媒体发展空间还是有限，无法有遍地开花的局面。虽然《独媒》作为其中一个网媒，创立至今已有不少发展；但近年兴起的仍多是商营网媒及类政党媒体。
公民媒体强调广泛公民的参与，制作媒体内容，而不只是少数专业及精英发言。成功的指标，不在于个别媒体，而在于是否能开出多种多样小型的公民媒体。
公民媒体需要活跃的公民，较长期投身公民组织，认同公民媒体理念。而不仅是针对特定议题，或某个特定政治组织或信念。香港近年政治化有馀，但整个公民社会仍有待发展，并不如想象中强大，公民文化及行动力仍然很弱。例如，不少社会动员吸引不少人投入，但参与公民团体的人（包括参与公民媒体的），要比参与政治组织的要少。
部分内容摘自：
叶荫聪（2009年4月）。《新闻学研究第九十九期-当代论坛》。〈新政治力量：香港独立媒体的发展〉。页221-239。
叶荫聪（2012年12月17日）。《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室周记：非主流媒体的共同世界〉。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008。
2014年2月，《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无故被砍6刀，成了香港已被压榨至临界点的媒体界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日，包括记协与众多新闻行政人员在内的一万多民众，在“新闻界反暴力联席”的号召下，身穿黑衣上街游行来表达愤怒，高举“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杀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布条，疾呼守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照片取自网络）
《街報》StreetV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