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听巷闻】台湾移工组织的困境与出路

王慧仪
王慧仪
移工组织者,曾任亚太移驻劳工工作团人口贩运防治法专案人员,目前就读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前几天跟台湾移工运动圈的K友寒暄了一下,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再做跟移工有关的社会运动了。我听了一惊,追问下去,他说:移工运动太虚耗,想做“不用当移工”的运动。我跟K友分别在台湾两个较为激进的移工自主团体里,各自组织印尼籍移工,协助移工处理劳资争议、进行劳动权益教育,以及举办各种培养劳动意识的活动。从我们两个的共同运动经验里,我大概能够理解那句话背后的意涵:那包含了我们对移工运动的疲惫、焦虑和瓶颈。

移工运动必须面对层层捆绑的移工体制和社会结构困境,移工自主团体也经常面临组织成员的流动和流失、地域性的限制、成员散落在不同的社区、难以创造团体培力、团体长期处于不断重新组织和培力的状态等,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进。台湾两年一聘,一年延长续约的聘雇制度,也造成组织者必须不断地培力教育新一代干部。每隔一段时间,一群较积极、活跃的移工组织干部便会离开当地,组织又必须再重新整顿、遴选新干部、再度培力和教育。

以台湾印尼移工协会为例,原本章程设定两年遴选新干部;实际上却是只能维持一年左右。移工在不对等的聘雇关系上,劳方因处于弱势而承担风险。移工组织干部为了参与国外移工研讨会,因无法获得雇主批准一星期的假期,最后选择提早解约,并再一次支付台湾仲介费。这就是移工运动的特性,也是接收国在地组织最大的局限。要突破困境,必须依靠社会条件和移工自主组织展现出强大的能量。

移工团体的多元与影响

台湾从1999年正式引进外籍劳工,目前以印尼籍劳工占最大多数。至今,印尼移工社群也开始产生变化,除了人数不断逐年增长,也有越来越多自主团体的崛起。移工自主团体如雨后春笋,移工本身扮演的角色大大的提高,也更加愿意在群体中凸显自己的领导,尝试在社群中建立个人的影响力。社群之间,也慢慢出现较为活跃组织的参与者,或意见领袖。

即便移工群体出现各式各样的组织,大致上可以分为高政治意志、低政治性以及激进与保守。高政治意志和激进的移工团体,以争取劳动权益的议题作为组织的宗旨,维持组织自主性,并对社会结构体制进行分析与批判,试图改变社会。这样的组织为之少数,而且必须有在地运动组织提供物质资源协助,进行培力和政治教育。相较于其他组织,与在地运动组织结盟的移工团体,更有可能具体行动,甚至在台湾倡议、修法等等。

另一种是高政治意志却保守的团体,同样提出“争取福祉”的主张,关心移工劳动权益,适时提供协助申诉或经济援助,为同乡募款等等。但是这些组织只能透过驻当地的官方代表或国家机器来解决个案问题,无意改变移工政策以及仲介制度。移工组织当中,成员最多的组织多数是低政治意志又保守的宗教团体;但是他们相对也满足了移工的生活精神需求,也是另一种抵抗的形式。

即便台湾移工运动缺乏政治视野和方向,在实际操作上也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我看到的积极面是:政府无能的形象越来越受到移工社群批判,仲介制度对劳力剥削这个事实也越来越清楚。我们也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期待转机。

2014年移工大游行

2014年移工大游行的诉求是不分本外劳,立法保障家务工,建立长期照护体系。照片来源 / 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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