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与重塑(四)】传播技术发展非汰旧换新 · 新旧媒体接力加快速度

责任编辑 / 曾丽萍
记者 / 侯欣怡
校对 / 张溦紟
图片编辑 / 梁友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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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数位网路普及化的21世纪,回看20世纪的类比传播(analogue communication)技术的发展,是否仍有其意义?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助理研究员萧旭智通过研究日治时期台湾的电报,说明不同的传播媒介的发展并非断裂,而是用接力的方式构联在一起。

他认为,在20世纪从类比到数位,电报不见得是完整的典范转移,比较多倾向于加快速度(Speed​​ Up),使得原本旧媒介的那一种速度被淘汰了,而被一种更快速度的新媒介来取代。

“传播技术是不同差异的媒体用一种接力的方式构成在一起,中间可能面临很多转换或翻译的问题,那这些转换和翻译以外又可能接力出另外一套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流动,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将原本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倒转过来。”

萧旭智日前受邀来马参与由大同韩新传播学院主办的“2015华文报业两百年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接力网络:日治时期台湾的电报”。

社会的不均质发展

他指出,信息的加速与时空的压缩虽然是现代传播技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均质化的空间并没有因此而顺理成章的出现,因为这里面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就好像语言、年龄或种族的差异、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经济与劳动的阶级差异很难同步加速。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也成为了特定族群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形成不均质发展的现象。

“在日治时期,电报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不只是口头转换、画面话语进行传送,还需要进行翻译,并因为字数与价格的考量进行删减,导致电报文模模糊糊,甚至词不达意,呈现出混杂和冲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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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普通电报。照片取自网络。

职业与社会流动

他发现,在1920年代的台湾,电报和信件必须与电话和火车互动和接力,而送电报也需要人力,因此由于地铁路线的因素,常常会出现发信人比电报更先抵达收信地的情况。当时台湾的邮便局开了一个全台湾的会议,其中提出了无论是什么种类的电报,都要以快速送到为考量。

他解释说,台湾邮便服务面临地势的问题,信件或电报往往必须跨越河流以及山脉才能到达目的地,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一般送信人一般由“番人”(原住民)担任,“番人”则由承包公司雇用。

“一个人不管多快,还是要看他身上可以背多少的信件,一个小时可以走多远。当时日本飞脚规定的速度是一个小时10-12公里,就是有点小跑步的速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飞脚是穿得十分简便的,甚至是裸体的在跑步。”

另一方面,随着发送电报的需求量增加,通信手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当时通信手的薪水待遇与公学校老师的薪资差不远,甚至更高。从通信事务员或通信助手升至通信手的位置,薪水待遇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当时这份职业成为大部分青年的职业首选,因为通信手符合了汉人社会对于官僚体制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想像。

以慢打快创造反抗空间

回应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昌德在回应环节时提出,研究日治时期台湾的电报发展史,对当代的意义是什么?同时,电报的发展除了纯粹的传递讯息,是否也为当时的反日者提供了反抗空间,还是强化了掌握资源者的优势地位,提供国家控制的新手段?

萧旭智针对当代意义问题回答表示,从对传播技术发展的重新理解来看,所有加速的东西都是资本和国家介入主导,慢的反而没有人理,要创造反抗的空间,可从加速度的反面进行思考,以慢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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