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国富（传播学者）、张溦紟（自由工作者）
照片 / Wira Andika
导言：
马来西亚在追赶成为亚洲现代化标杆的过程中，因循着发展主义的路线，追逐各种经济指标，权贵资本主义在缺乏各种监督力量下盛行，掠夺与压迫的状况愈发严重。“发展”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而不是固守特定的“发展”观？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又如何寻找出路？
对许多人来说，“发展”是如此理所当然与天经地义的概念，其意涵总和“进步”、“成功”、“科技”及“幸福”等语词紧紧相扣，建构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也成为人生奋斗及赋予“正能量”的信念。
我们把建设房屋与大楼等硬体设施的机构称为“发展商”，其中即隐含颇为正面的意涵，似意指他们让许多人可以脱离简陋的亚答屋、木板屋与高脚屋，入住外观看起来更牢靠美观且舒适的水泥楼房，让人对“幸福感”有了具体的体验。
而政府在“发展挂帅”下，不断建设各种基础建设与大型建物，成为国家进步与繁荣的表征，同时希望以减税等优惠方式吸引国外资本投资设厂及引进技术，驱动经济增长，让国家迈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也让人民看到政府“有所作为”。
然而，当我们回头检视过去数十年在马来西亚各地进行的各种“发展”，却发现大量山林被开发为种植地、被滥伐，以及被建设为巨型水坝等。2014年底在金马仑发生的土崩以及全马多个地区的严重洪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林过度开发与滥伐，使得自然环境备受破坏而导致生态灾难，让民众付出巨大代价与苦果。
除山林开发问题，近年各大都市犹如大工地般不断建设与扩张，软体建设在未受重视下远远滞后，塞车、安全与高房价等问题，成为庞大且异质的市民挥之不去的噩梦，还有许多人在都市底层与边缘苦苦挣扎求生，忍受各种压迫与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却不被看见与被善待。
另外，许多企业及工厂也在未被妥善管制下，造成各种排污等问题，导致生态环境被污染。政府更计划兴建核电厂，然而至今未积极公开讨论此计划，相关信息也极为缺乏。在经过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引发更多对核电的安全疑虑后，政府企图黑箱作业的作为更让人忧心。
“发展”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与理解“发展”？想藉由“发展”达到什么目的？过往的“发展”是人们想要的吗？为何会接受特定的“发展”观？这些问题我们很少会认真思索，但却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以潜移默化且无所不在的方式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内容。这个社会要如何走下去，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就必须意识到现今主流“发展”概念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能回避地寻找可能出路。
“别劫走孩子的未来”是许多父母站出来反公害的动力。
马来西亚“发展”意识型态的建构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已被镶嵌入东亚冷战与世界体系脉络，不易脱钩于当时崛起成为主流的“现代”发展意识型态。大部分在宗主国受训练的马来西亚早期领导菁英们，试图透过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协助同胞们早日脱离贫困与落后的窘境，让国家迈入丰裕的开发或先进国家行列。
“现代”发展理论在1940至50年代成形，随后“发展”概念开始内含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变迁中的各方利益，而“国家”与“市场”又代表了各种力量与利益的场域，且涉及了国内和国际之间复杂的纠结。在西方反共的冷战脉络下，1950年代与1960年代以后，“发展”这个概念几乎等同于成长、现代化、民主、生产力、工业化等直线进步的正面想象。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被视为“一种意识型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许宝强，1999:vii），其中当代对“经济”（economy）的理解几乎被窄化等同为经济增长、工业、生产与消费，其实在“经济”字源的古希腊文中，主要是指大地上的家庭和房子，而其内涵经常是如何让各物种和谐相处。
当经济增长被提升为唯一的目标后，却宁愿牺牲其他的社会价值，无论是社会正义、历史文化、生活质量、环境生态等。因此，发展主义的问题并非在追求经济增长，而是它不当地将经济增长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之唯一的、最首要的方法。这使得手段成为目标，反而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何明修，2010:7）。
除经济增长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外，这类主流的发展主义意识型态，也基本假定我们能以“发展”之名展开行动，并对整个过程赋予秩序，在避免、阻止或至少是减轻其负面的效应下，能取得正向的跃进。掌控“国家”的菁英集团经常主导了发展的方向，他们经常有系统地形成未来的发展“蓝图”与政策，擘划出欲达成的发展结果之美好图像，以说服人民接受其发展方向。
在马来西亚威权体制下，反共的氛围与压抑左翼力量及论述在独立后始终持续着，国家机器大致垄断了话语权，而经济发展经常被简化成为“发展”的代名词。他们经常以流行的“滴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或译溢出经济学）做为论述基础，强调“少数人先富起来”后，其他人也能从中获益的修辞，获得基本的认同与共鸣。
发展主义一开始就是个国家计划，它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单位（Pieterse，2001）。在马来西亚政府展开的国家计划中，透过发展主义正当化其威权的统治，试图以物质利益的提升来换取人民的政治忠诚。政府在以集体性“国家利益”为前提下，贬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甚至为了巩固政权而操弄族群政治，反而造成社会内部分化，为族群间增添更多不信任感与相互污名化。国家原本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但却可以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被遮蔽，甚至可能是掌权者刻意的忽视，使得这些矛盾不断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历任政府领导人以各种名目包装发展主义，不管是马哈迪时代的“2020宏愿”（Wawasan 2020）或现任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Satu Malaysia），政府皆意图将“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与“爱国”等这类政治要求扣连在一起，加诸于人民身上，混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且以经济发展来压抑民间对民主发展的渴望，也让权贵资本主义持续掠夺和压迫，各种开发案成为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与官商勾结的重要节点，造成社会内部贫富差距愈趋扩大，社会不公更加明显。
跟着推土机与怪手走一圈因“发展”而满目疮痍的土地，转过身，大步迈向公民行动遍地开花之路，向绿色民主的理想前进。此图刊登于2012年9月《火箭报》。
对“发展”的省思与超克
国阵政权在执政逾半个世纪来，失能的治理能力、严重的贪腐问题，以及愈加牢固且未受节制的权贵资本主义等，让其持续面对失去政权的危机，2008年与2013年的选举皆是清楚的讯号。然而，在政治情势有所变化的同时，发展主义的经济体制却牢不可破，政治支配结构（不管在朝或在野政党）深陷其中，仅是在政策上有些许差异而已。
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如何从过往熟悉且习惯的“选民”位置，逐步迈向以自主“公民”权利为基底的主体，是民主深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挑战。
马来西亚公民组织的动力一直都颇为微弱，但近年有更多人重视基本自由、参与权利、以及资源的分配等问题，争取让个人获得更公平的待遇，也对自身与社会的“发展”出现反思与批判，意识到需摒弃过往理所当然地跟随国家由上而下的整合思维，从而具体行动投入公共事务，对抗过往由国家机器与国内外财团所主导的金权体制压制。
近年各地陆续出现跨国资本将高污染工业移入马来西亚的议题，引起居民与环保人士的抗争，使得具一定规模与声势的环境运动在各地出现，譬如彭亨劳勿（Raub）居民反对澳洲金矿公司以山埃提炼黄金，排放有毒化学物；彭亨关丹（Kuantan）居民反对澳洲莱纳斯（Lynas）稀土厂的建立（2012年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以及柔佛边佳兰居民反对台湾国光石化设厂等。
这些社会力的展现主要是在2008年选举后至2013年的选举前，当时包括这些运动在内的一连串抗议事件，让许多人看到政权替换的可能氛围，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相互激励，激发相当高的政治热情与动员力量。
社会运动是“内含冷静的理性，诉诸长篇的论述、不紊的分析，鼓励独立思考的个人判断；同时也需要躁热的感动，诉诸有力的呼号、动人的情绪，驱动共同行动的集体命运”（苏硕斌，2014:261）。
在上述提及的这些运动中，不缺让人躁热的感动情绪，但冷静的理性思考有所不足，使得热情不易转化为以理念为基础的信念，当高昂情绪消散后，各种公共参与经常无以为继，这在2013年选举后明显展现出来。
替换政权的失败迅速消解了许多人的热情，而整体社会持续的闷局，更让犬儒氛围不断扩散。目前这些运动多处于低潮，且多尚未取得较具体成果，然而总体而言不意味着这些运动已全部挫败，因为这些运动仍让部分人进入不同领域，持续投入行动的实践与理念的反思。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改革运动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些人做了“很多人认为不会成功的事”。
社会力量仍有待培植与挖掘，譬如在知识上的拓展与组织上的链接，对各种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认识，以更吸引人的论述与行动引起更多共鸣，召唤更多人投入民主参与的行列，将“轻率的绝望”下巨大的无力感，转化为积极抗拒社会沉沦的力量。
此外，近年更强调本土化的过程中，对本土/土地的感受与理解已有所提升，各种社区运动开始萌芽，有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土地投入，从中与土地和社群建立更多连结与扎根，也慢慢拉近族群间的距离，建立对生活与在地文化的新感受和理解，对“发展”慢慢塑造出不同的界定和想象。
这些抗争与社区打造是民主化的重要过程，公民与社群的主体意识愈见清晰。 我们在考虑切身的私己利益时，也应有更多公共关怀的投入与公共理性的沟通，如对个人尊严、贫富不均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它们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了我们切身利益，需要集体去面对这些复杂且艰难的问题。
发展主义的经济体制也影响界定“我/我们是谁”、“我/我们要如何生活”和“我/我们的未来要如何走下去”等问题，对个人与社群的意义重大，实不能让权贵们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与人生。
我们必须意识这些问题，夺回自身的主导权，做自己的主人，也让每个人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因此，要抵挡发展主义的诱惑（如开发后土地会增值）及走出其框限，“正义”是可以思索与实践的方向。
社会正义的可能
美国哲学家John Rawls 提出“正义就是公平” （Justice as fairness）的观念，目的是要保障最弱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益、不受害或不被遗忘。“正义”关心的不是世界现实如何，而是世界理应如何的概念，其中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共同构成正义社会的道德基础。
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让我们对发展有什么新的体会与思考，可以是我们的功课之一，其他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成为参照的经验。
《发展的怪兽》一书试图将“发展”概念加以问题化，以批判的视野重新检视“发展”，思索我们要的“发展”是什么，并抗拒与扭转发展主义的逻辑。
曾是四小龙的台湾与香港，在发展主义的体制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付出惨痛代价。台港的经验让我们看到当地对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其行动经验也为我们未来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参照和想象。
我们在试图摆脱威权统治时除有“反”和“破”的思维，也应同时建立“立”的文化，更积极参与和提出自身的主张，且愿意为其付出代价，共同寻找在这里安身立命的可能方案，让人与生态环境共存共荣。因此，我们除批判主流的“发展”意识型态，也要试图建立与提出对“发展”的可能看法与主张，对自我和集体意义的“发展”内涵有更多讨论与行动，也对未来建立更美好的想象与愿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改变的动能。
Bersih 3.0是2012年4月28日，由净选盟3.0与绿色盛会3.0联合起来游行的大黄绿集会。
参考文献
许宝强（1999）。〈前言—发展、知识、权力〉，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迷思》，页vii-xxxiii。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何明修（2010）。〈谁的家园、哪一种愿景?—发展主义阴影下的小区运动〉，《台湾民主季刊》，7(1):1:30。
苏硕斌（2014）。〈口语在人间：评述Walter Ong的Orality and Literacy〉，《传播研究与实践》，4(2):261:274。
Pieterse, J.N. (2001).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s. London: Sage.
编注：此文摘录自《发展的怪兽》（经已于3月出版）的导论。本书刚在3月21至22日《发展的反思与超可：探寻社会进步的另类可能》国际研讨会进行推介。欲购买或阅读试读版，欢迎浏览众意媒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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